西方家庭史研究概况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家庭史研究都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以往的家庭史研究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从属于传统史学。家庭或家族的研究总是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某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相关，家庭不是被当作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经常性因素来对待，它是事件的一个背景。因而，对家庭史的研究也往往是零星的、分散的。二是近代以来的家庭史研究深受人类学、社会学的影响，从研究资料、方法到观点无不打上它们的烙印。严格地说，以往的家庭史研究主要掌握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之手。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家庭史研究似乎不屑一顾。三是关于家庭的历史演变也是套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模型。比如说，随着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进程，农业社会盛行的家长制大家庭便逐渐转变为适应城市工业社会的小家庭。

到20世纪50、60年代，一种新的家庭史研究在西方兴起。这种家庭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观点和理论都与以往的家庭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研究成果不仅在专业领域，而且在社会上也都造成很大的影响，以致我们把过去四十来年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学新兴领域称为西方家庭史学。

西方家庭史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发展背景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新潮流中富有成果的一部分，它从属于新史学。新史学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有三个特点：一是提出新的问题；二是确定新的研究对象；三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新问题来自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家庭史相关的现实问题包括夫妻感情、父母与子女关系、家庭制度的变迁、妇女、性、生育等社会问题。60、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性解放运动，使得人们迫切要求了解历史上的相关情形。这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课题。家庭史学的兴起，就其直接的原因来说，就是要回答与家庭有关的现实问题。随着研究对象的转移，以前那种依赖档案和文献记载进行研究的方法也不够用了。资料的零散和贫乏迫使历史学家放弃从官方的文献档案中寻找史料的想法，充分发掘和利用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材料，重建历史上人民大众的家庭生活。结果，包括教区登记、日记、遗嘱、婚约、财产让渡文书等在内的文字记录，成了新的家庭史研究的主要资料。甚至住房的结构、玩具、游戏和服装也都成了分析家庭生活的关键性材料。对于这样的材料，家庭历史学家必须借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是研究家庭史的学术依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为家庭史学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创造了极好的学术条件。

对于西方家庭史的产生，一些人以菲利普·艾里斯的《儿童的世纪》为开端。该书于1960年首次在法国出版，1962年被译为英文。《儿童的世纪》出版后，在欧、美国家影响很大。很多著名的家庭史家沿袭艾里斯的路子，探讨以隐私和注重感情为特点的西方现代家庭的起源问题，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爱德华·肖特的《现代家庭的形成》，劳伦斯·斯通的《16至19世纪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让－路易·佛兰德兰的《历史上的家庭》和阿兰·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等。

不过，对家庭内部关系和感情的研究虽然是西方家庭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还不是全部。事实上，历史人口学对家庭史的研究影响极大。早在50年代中，法国的人口学家最先应用了“家庭重建”方法，根据教区登记资料，重建了历史上西方人的家庭模型，得出了很多人口统计数据。这一方法后来为欧美的历史人口学家和家庭史学家所采用而广泛传播，对于研究16、17世纪以来至现代人口统计以前的欧洲人口和家庭史帮助甚大。英国的历史学家后来居上，彼得·拉斯莱特及其领导下的剑桥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小组，不仅在教区登记资料的整理、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发明了一种新的人口史研究方法，即“倒推法”，它以已知的全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为基础，以五年为一时段追溯人口史，推算出历史上每五年的人口变动情况。与人口统计相联系，家庭史学家在家庭经济方面的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

西方家庭史学兴起之初，研究的重点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问题上。但是从一开始，家庭史学家就对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主张17、18世纪是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演变的转折时期；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存在绝然的差别，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的东西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存在。在研究方法上，有的学者提出动态地看待家庭结构和规模，认为家庭组织和个人生活都是呈周期性变化的。根据某一时间所记录的数据而整理出来的结果只是反映了瞬间状态，一次成像而已。同时，不顾不同地区、国家、经济环境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而统计出来的平均数（如平均家庭规模、平均结婚年龄等）也难以体现个性。因此，尽管家庭史从一开始便展示了非凡的成就，但学界内部的观点仍是纷繁多样的，不少看法甚至完全相反。不过，这正好反映了这一新学科的生命和活力。